他的詩作現(xiàn)存約百首，多數(shù)為七絕，內容多是感懷之作，這種傾向在辛亥革命后詩作中體現(xiàn)得尤為明顯。在藝術上他受李商隱的影響，詩風幽怨凄惻，彌漫著自傷身世的無奈與感嘆，《東居雜詩》、《何處》等皆是這類詩的代表。然而在蘇曼殊詩歌創(chuàng)作的早期仍有一部分風格與后期迥異的作品，如《以詩并畫留別湯國頓》二首所體現(xiàn)的愛國熱情表現(xiàn)方式蒼勁悲壯，與一般詩歌有區(qū)別。另外蘇曼殊還創(chuàng)作了一部分風景詩，這些詩基調輕松，色彩鮮明，極富形象化，宛如一幅畫卷，清新之氣撲面而來，具有較高的藝術性，代表作有《過蒲田》、《淀江道中口占》等。

　　除詩歌外，蘇曼殊還翻譯過《拜倫詩選》和法國著名作家雨果的名著《悲慘世界》，在當時譯壇上引起了轟動。此外，蘇曼殊自己也從事小說的創(chuàng)作，從1912年起他陸續(xù)創(chuàng)作而成的小說有《斷鴻零雁記》、《絳紗記》、《焚劍記》、《碎簪記》、《非夢記》等6種，另有《天涯紅淚記》僅寫成兩章，未完。這些作品都以愛情為題材，展示了男女主人公的追求與社會阻撓間的矛盾沖突，作品多以悲劇結尾，有濃重的感傷色彩。蘇曼殊注重對主人公心理的矛盾揭示，實際是其內心痛苦掙扎的真實寫照。行文清新流暢，文辭婉麗，情節(jié)曲折動人，對后來流行的鴛鴦蝴蝶派小說產(chǎn)生了較大影響。

　　蘇曼殊，原名戩，字子谷，后更名元瑛，改字子谷，曼殊是他出家以后自取的法號。此外，他受當時文壇風氣的影響，還使用過四十多個其他別號，如燕子山僧、南國行人等。

匆忙一生
　　蘇曼殊的原籍為廣東香山縣（即今中山縣）。其祖父蘇瑞文以經(jīng)營進出口業(yè)發(fā)家。其父蘇杰生在日本橫濱經(jīng)商，任某英商洋行買辦。蘇曼殊即誕生在日本橫濱。但他的生母并非蘇杰生的合法妻妾，而是一個名叫若子的日本女子。所以，蘇曼殊是一個混血兒和私生子。在封建觀念嚴重、華夷之別嚴格的當時，蘇曼殊的這種“不光彩”的出身，注定了他必然要受歧視的命運。所以他一出世，母子二人便被趕出了蘇家之門，母親只好帶他回到了外祖父家。到了蘇曼殊三、四歲的時候，由于蘇家生女多而生男少，蘇曼殊才被領回廣東老家。從此，母子分離，終生不復一見。遠離生母的蘇曼殊，頗受家庭虐待。比如他在十三歲時曾經(jīng)害過一場大病，家長們不僅不給他延醫(yī)治病，反而把他放在柴房里等死。
　　在蘇曼殊九歲那年，蘇杰生經(jīng)商失敗，家庭破產(chǎn)。從此一蹶不振，每況愈下，以致蘇曼殊從十三歲起，開始了寄人籬下的生活。他先在上海姑母家寄食兩年，學習中文和英文。接著又在十五歲那年（1898年），得其表兄林紫垣的資助，到日本留學。先后在橫濱華僑所辦大同學校學習四年，東京早稻田大學高等預科學習一年，成城學校學習數(shù)月。在這近六年的留學期間，蘇曼殊的生活是很清苦的。據(jù)他的同學和好友馮自由回憶，蘇曼殊在東京上學時，因林紫垣只月助十元，蘇曼殊住的是最低劣的“下宿屋”，吃的是摻了石灰的米飯，為了節(jié)省火油費，晚上竟不點燈。
　　蘇曼殊于1903年回國后，先任蘇州吳中公學教習，后為上海《國民日日報》撰稿。因該報停刊而失業(yè)，便到香港投靠興中會負責人之一的陳少白，不料因誤會而遭冷遇。蘇曼殊一氣之下，便跑到廣東惠州某破廟削發(fā)為僧。但為時只有數(shù)月，尚未取得正式和尚的資格，即乘師父外出之機，偷了已故師兄博經(jīng)的度牒，溜之大吉。從此以“博經(jīng)”自命，并自稱“曼殊和尚”，開始了四海為家的流浪生活。他以上海為中心，頻繁來往于大江南北、日本和東南亞各地。有時以教書為生，有時靠賣文過活，有時寄食于寺廟，有時乞貸于友朋，有時“貲絕窮餓不得餐，則擁衾終日臥”（柳亞子語），有時甚至把金牙敲下來換煙抽。終于在“五四”運動的前一年窮病而死，享年僅三十五歲。

革命精神
　　蘇曼殊是辛亥革命運動時期最先覺悟的知識分子之一。早在1902年，他就參加了以反清為宗旨的留日學生的第一個革命團體青年會。1903年，他又參加了拒俄義勇隊。后來拒俄義勇隊改組為帶有反清色彩的軍國民教育會，他也參加了。蘇曼殊與孫中山先生也有密切關系。據(jù)何香凝回憶，1903年，何香凝在日本東京的住宅是孫中山的聯(lián)絡點和開會場所，蘇曼殊就是常來參加會議的一個。孫中山還讓蘇曼殊等二十多個留日學生組成義勇隊，每天早晨練習射擊，以備參加武裝起義。蘇曼殊積極參加革命活動，遭到了資助他上學的林紫垣的極力反對，并以斷絕資助相威脅。但蘇曼殊寧可丟掉飯碗和中輟學業(yè)，也不肯放棄革命，結果被林紫垣強迫回國。回國后，他繼續(xù)從事革命活動。1904年春，他憤于保皇派猖獗，決心暗殺其頭目康有為，因陳少白極力勸阻，才未實行。同年秋，他在湖南長沙實業(yè)學堂任教，正值華興會計劃武裝起義，他也參預其事。起義因事先泄露而流產(chǎn)后，他又參加了黃興召集部分華興會成員在上海舉行的秘密會議，會議決定了今后實行暗殺和武裝起義的方針。由此可見，早年的蘇曼殊，不但具有一般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而且完全贊成并積極參加了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朝統(tǒng)治的實際斗爭。
　　但是，蘇曼殊主要不是一個革命的活動家，而是一個革命的文學家；他的貢獻主要不在于對舊世界進行“武器的批判”，而在于運用“批判的武器”，為辛亥革命開辟道路。
　　蘇曼殊參加了辛亥革命的宣傳鼓動工作。如陳獨秀、章士釗所辦的《國民日日報》、同盟會的《民報》、劉師培夫婦所辦的《天義報》等，都曾得到蘇曼殊的贊助。他為秋瑾的遺詩寫過序，為馮自由的《三次革命軍》題過辭。1907年魯迅在日本準備創(chuàng)刊《新生》文藝雜志時，蘇曼殊也是贊助者之一。1909年南社成立后，蘇曼殊也很快加入，并成為該社的著名作家。

多才多藝
　　蘇曼殊具有多方面的才能，詩、文、小說、繪畫無不精通。尤其以詩的影響最大，故有“詩僧”之稱。他寫過《無題詩三百首》，可惜已經(jīng)失傳。今存者一百零一首，絕大部分是七言絕句。蘇曼殊的小說也很聞名。他一生共寫小說七種，其中《人鬼記》已散佚，流傳下來的有《斷鴻零雁記》、《天涯紅淚記》（未完）、《繹紗記》、《焚劍記》、《碎簪記》、《非夢記》等六種。另有《慘世界》一種，名為翻譯法國雨果的《悲慘世界》，實則三分之二的篇幅出自蘇曼殊的創(chuàng)作，所以也應算作蘇曼殊的作品。蘇曼殊又是我國近代較早的翻譯家之一。他精通日文、梵文、英文、法文，除節(jié)譯過雨果的《悲慘世界》外，還譯過《拜倫詩選》和印度小說《娑羅海濱遁跡記》。他還是一個知識淵博的學者，編撰過《梵文典》、《初步梵文典》、《梵書摩多體文》、《埃及古教考》、《漢英辭典》、《英漢辭典》、《粵英辭典》等多種專著，不幸均已失傳。據(jù)有人統(tǒng)計，蘇曼殊在短短的十五年時間里，著述共達三十種以上，也可以算得上是一個多產(chǎn)的作家了。

愛國主義
　　蘇曼殊作品所表現(xiàn)的基本思想，是同資產(chǎn)階級的民族民主革命息息相通的，是為反帝反封建服務的。譬如，當1903年全國人民掀起聲勢浩大的拒俄運動和資產(chǎn)階級革命派與保皇派展開大論戰(zhàn)的時候，蘇曼殊寫下了這樣的詩句：“蹈海魯連不帝秦，茫茫煙水著浮身。國民孤憤英雄淚，灑上鮫綃贈故人。”“海天龍戰(zhàn)血玄黃，披發(fā)長歌覽大荒。易水蕭蕭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作者用戰(zhàn)國時魯仲連力主抗秦和荊軻刺秦王的故事，抒發(fā)了憂國憂民的悲憤心情和深沉的愛國主義思想。同時他又發(fā)表了雜文《嗚呼廣東人》，對那些數(shù)典忘祖、認賊作父的洋奴買辦之流進行了猛烈的批判。同年發(fā)表的《慘世界》，則不但批判了清政府統(tǒng)治下的“悲慘世界”和數(shù)千年來的封建觀念，而且塑造了一個資產(chǎn)階級革命者的英雄形象，并主張用暴力手段推翻專制統(tǒng)治，建立一個沒有剝削和壓迫的“公道的新世界”。因而曾經(jīng)受到了青年魯迅的稱贊。辛亥革命前夕，他又發(fā)表了《嶺海幽光錄》、《拜倫詩選》、《娑羅海濱遁跡記》等作品，或者用清兵入關之初屠殺漢人以及漢人奮起反抗的歷史事實，“希望使忘卻的舊恨復活，助革命成功”（魯迅語）；或者用外國人民反抗侵略者的事實，來激發(fā)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思想和反抗精神，總之都是為辛亥革命服務的。
　　辛亥革命失敗之后，蘇曼殊雖然消沉，但他并沒有完全放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水晶簾卷一燈昏，寂對河山叩國魂”；“相逢莫問人間事，故國傷心只淚流”。盡管這只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嘆息，但那家國之痛的感情卻是異常深沉的。當荷蘭殖民主義者對我爪哇華僑進行血腥屠殺之際，蘇曼殊為了維護華僑的正當權益和祖國的尊嚴，發(fā)表了《南洋話》。當孫中山先生發(fā)動“二次革命”時，蘇曼殊又發(fā)表了《討袁宣言》，揭露袁賊“擅屠操刀，殺人如草”、“辱國失地，蒙邊夷亡；四維不張，奸回充斥”的罪行，并斷然表示：“衲等雖托身世外，然宗國興亡，豈無責耶？今直告爾：甘為元兇，不恤兵連禍亟，涂炭生靈，即衲等雖以言善習靜為懷，亦將起而褫爾之魄！”他在本時期所寫的六篇小說，則不但從愛情婚姻的角度對封建禮教進行了批判，而且暴露了袁世凱統(tǒng)治下的黑暗現(xiàn)實。可見蘇曼殊基本上保持了革命的晚節(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