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詩破題就直述國亡之事：“君王城上豎降旗”。史載后蜀君臣極為奢侈，荒淫誤國，宋軍壓境時，孟昶一籌莫展，屈辱投降。詩句只說“豎降旗”，遣詞含蓄。下語只三分而命意十分，耐人玩味。

　　次句“妾在深宮那得知”，純用口語，而意蘊微妙。大致有兩重含義：首先，歷代追咎國亡的詩文多持“女禍亡國”論，如把商亡歸咎于妲己，把吳亡歸咎于西施等等。而這句詩則象是針對“女禍亡國”而作的自我申辯。語似輕聲嘆息，然措詞微婉，而大有深意。其次，即使退一步說，“妾”及時得知投降的事也照樣于事無補，一個弱女子不可能有回天之力。不過，“那得知”云云畢竟還表示了一種廉恥之心，比起甘心作階下囚的“男兒”們終究不可同日而語。這就為下面的怒斥預留了地步。

　　第三句照應首句“豎降旗”，描繪出蜀軍“十四萬人齊解甲”的投降場面。史載當時破蜀宋軍僅數萬人，而后蜀則有“十四萬人”之眾。以數倍于敵的兵力，背城借一，即使面臨強敵，當無亡國之理。可是一向耽于享樂的孟蜀君臣毫無斗志，聞風喪膽，終于演出眾降于寡的丑劇。“十四萬人”沒有一個死國的志士，沒有一星半點丈夫氣概，當然是語帶夸張，卻有力寫出了一個女子的羞憤：可恥在于不戰而亡。

　　至此，作者的羞憤痛切之情已醞釀充分，于是爆發出一句熱罵：“更無一個是男兒！”“更無一個”與“十四萬人”對比，“男兒”與前面“妾”對照，可謂痛快淋漓。“詩可以怨”，其實豈但可怨而已，這里已是“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了。

　　此詩寫得很有激情，表現出亡國的沉痛和對誤國者的痛切之情；更寫得有個性，活現出一個活潑潑有性格的女性形象。詩人以女子身份罵人枉為男兒，就比一般有力，個性色彩鮮明。就全詩看，有前三句委婉含蓄作鋪墊，雖潑辣而不失委婉，非一味發露、缺乏情韻之作可比。

　　據宋吳曾《能改齋漫錄》，花蕊夫人作此詩則有所本。“前蜀王衍降后唐，王承旨作詩云：‘蜀朝昏主出降時，銜璧牽羊倒系旗。二十萬人齊拱手，更無一個是男兒。’”對照二詩，徐氏對王詩幾處改動都很好。原詩前二句太刻意吃力，不如改作之含蓄有味，特別是改用第一人稱“妾”的口氣來寫，比原作多一重意味，頓添神采。這樣的改作實有再造之功。就詩人陳詩一事而論，不但表現了廉恥之心，而且有幾分膽氣。這行為本身就足為孟蜀“男兒”羞。所以，此詩得到一代雄主趙匡胤的賞識，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