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人心目中，“經”是至高無上的圣賢之教，而詩詞則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末藝”，兩者不可相提并論。然而，性格豪放不羈、富于創(chuàng)新精神的辛棄疾，卻偏要突破這些清規(guī)戒律，將二者融于一體。辛棄疾的這首《踏莎行》，便是集經句而成的一首佳詞。

　　此詞上片開篇“進退存亡”，語出《易·乾·文言》，是說只有圣人才能懂得并做到該進則進，該退則退，該存則存，該亡則亡，無論是進是退、是存是亡，都合于正道。“行藏用舍”，則是對《論語·述而》載孔子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云云的概括。即是說，倘若受到統(tǒng)治者的信用，就出仕；倘若為統(tǒng)治者所舍棄，就隱居。“小人請學樊須稼”，亦用《論語》。該書《子路》篇載孔門弟子樊須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種菜），孔子曰：“吾不如老圃（菜農）。”樊須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以上三句實際表達的是一個意思，即自己現在既不為朝廷所用，那么不妨遵循圣人之道，退居田園，權且做他一回“小人”，效法樊須，學稼學圃。接下去“衡門”二句，著重寫自己歸耕生活的樂趣。上句出《詩經·陳風·衡門》。“衡門”，謂橫木為門，極其簡陋，喻貧者所居。“棲遲”，猶言棲息、安身。此系隱居者安貧樂道之辭，詞人不僅用其語，且襲其意。下句則出《王風·君子于役》，謂太陽落山，牛羊歸圈。詩的原文是思婦之辭，以日暮羊牛之歸反襯征夫之未歸，詞人卻借此來表現田園生活情調。要而言之，上片主要講自己歸隱躬耕不僅合乎圣賢之道，而且恬靜可喜。為另一層次，緊承上文，進而抒寫歸耕后的自適其樂。

　　此詞下片筆鋒一轉，用反對“學稼”的孔夫子，來進一步說明耕稼之樂。“去衛(wèi)靈公”一句，又用《論語》。據《衛(wèi)靈公》篇載，靈公問陣（軍隊列陣之法）于孔子，孔子答曰：“俎豆（禮儀）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嘗學也。”明日遂離衛(wèi)而去。按《史記·孔子世家》，靈公問陣、孔子去衛(wèi)，事在“遭桓司馬”之后。作者這里將“去衛(wèi)靈公”句置于前，可能與《史記》不屬于“經”，用此與題例不合有關。“遭桓司馬”，見《孟子·萬章上》。“桓司馬”即桓魋，時為宋國的司馬，掌管軍事。孔子不悅于魯、衛(wèi)，過宋時“遭宋桓司馬將要（攔截）而殺之”，不得不改換服裝，悄悄出境。“東西南北之人也”一句，為《禮記·檀弓上》所載孔子語，蓋謂己周游列國，干謁諸侯，行蹤不定。這里故意用孔子一意從政但卻四處碰壁的故事，以引出下文所要表達的意思。“長沮桀溺耦而耕，丘何為是棲棲者？”這兩句亦全用《論語》。上句出自《微子》篇，長沮、桀溺兩人各持一耜，并肩而耕，孔子路過其傍，命弟子子路向他們詢問渡口何在。桀溺對子路說：天下已亂，無人能夠改變這種狀況。你與其跟從“避人之士”（遠離壞人的人，指孔子），不如跟從“避世之士”（遠離社會的人，指自己和長沮）。下句則出自《憲問》篇，是微生畝對孔子說的話。這兩句意思很明顯，即孔子那樣忙忙碌碌地東奔西走，不如像長沮、桀溺那樣隱居來得逍遙自在，從而進一步突出詞人自己陶陶然、欣欣然的歸耕之樂。

　　從表面上看，這首詞充滿了對大圣人孔子的諷刺和挖苦，是對孔圣人的“大不敬”。而實際上，那執(zhí)著于自己的政治信念、一生為之奔走呼號而其道不行的孔子，實是詞人歸耕前之自我形象的寫照。訕笑孔子，正所以自嘲也。其中蘊含著對于世路艱難的沉重嘆慨，對于自己懷才不遇、報國無門的無比惆悵與憤恨。所以詞中諷刺孔子，正突出了孔子的偉大形象。

　　從集句的角度來分析，這首詞也有許多獨到之處。此詞“東西”“長沮”二句天生七字，不勞斧削：“衡門”“日之”二句原為四言八字，各刪一字，拼為七言，“丘何”句原為八字，刪一語尾助辭即成七言，亦自然湊拍。通篇為陳述句式，雜用五經，既用經文原意，又推陳出新，音調抑揚，渾然一體，實是詞中不可多得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