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棄疾之詞，風格豪放，氣勢雄渾，境界開闊，已成為不刊之論，是學者所共識的，但論及最能代表其風格的作品時，眾人皆推舉《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這殊不妥。這首詞，雖有豪放之因素，但細究可發現，此詞風格非“豪放”一詞所能全面概括。從整體上來看，此詞并非一首激情澎湃、斗志昂揚的豪放之文，而是一首沉郁頓挫、悲壯蒼涼之作。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作者以“千古江山”起筆，噴薄而出，力沉勢雄，顯示出作者非凡的英雄氣魄和無比寬廣的胸襟，也說明了作者寫詩為文的起因不是囿于一已私利，而是不忍見大好江山淪落異族之手。這就為本詞定下了較高的格調。仲謀，即指三國時代吳國國主孫權，他繼承父兄基業，西拒黃祖，北抗曹操，戰功赫赫，先建都京口，后遷都建康，稱霸江東，為世人公認的一代英雄豪杰。辛棄疾對孫權很是佩服。在其另一首詞作《南鄉子》中，他就以萬分欽佩的口吻贊揚孫權：“年少萬兜鍪，坐斷江東戰未休。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但正如明代楊慎所言：“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江河不改，青山依舊，但歷史卻是風云變換、物是人非了。

　　“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寄奴即南朝宋武帝劉裕，劉裕先祖隨晉室南渡，世居京口，當年北伐南在上半闋中，作者由京口這一歷史名城聯想到與京口有關的歷史英雄孫權與劉裕，以此順勢寫來，自然流暢，含蓄蘊藉，共蘊含了三層意思：一、表達了時光流逝、歲月不居給作者帶來的無限悵惘的感受：時間一如淘淘長逝的流水，不禁抺去了歷史英雄的豐功偉績，也卷走了風流人物的風采神韻，當年的英雄所留下的也只有荒蕪的“尋常草樹”而已。二、由于世無英雄，奸臣當道，皇帝昏庸，致使曾經英雄輩出的錦繡江山痛落敵手，中原人民淪為異國之奴，而又看不到收復故國的希望。此情此景，無不激起作者心中翻江倒海般的喪權辱國之痛。三、把自己的懷才不遇、壯志難酬的困頓與歷史英雄人物功成名就、名留青史作對比，表達了對英雄們的追慕與緬懷，羨慕他們都能夠大展才華、建功立業，而自己卻屢被貶謫，遭遇坎坷，抒發了自己懷才而不能施展、有壯志難以實現的無奈心境。悲涼之感、悵惘之情，溢于言表，為全篇奠定了沉郁蒼涼的情感基調。這三層意思，層層遞進，步步深入，感情飽滿而真摯，情緒熱烈而低沉，完美地勾畫了一個憂國憂民、急于收復故地卻又屢遭排擠的愛國志士的形象。燕、后秦時，所向披靡，威震四方，有氣吞萬里之勢。而如今，英雄了得的劉裕的居所，也淪落為毫不起眼的“斜陽草樹”與“尋常巷陌”，再也不復當年的輝煌與氣勢了。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元嘉”為宋文帝劉義隆的年號。元嘉二十七年，宋文帝命王玄謨北伐拓拔氏，由于準備不足，又貪功冒進，大敗而歸，被北魏太武帝拓拔燾乘勝追至長江邊，揚言欲渡長江。宋文帝登樓北望，深悔不已。此三句在于借古喻今，警告主戰權臣韓侂冑不要草率出兵，但韓并未聽從辛棄疾的建議，倉促出戰，直接導致了開禧二年的北伐敗績和開禧三年的宋金議和。

　　“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在此，作者將筆鋒從沉寂遠去的歷史拉向切近的自身，開始追憶住事，回顧自己一生。辛棄疾于紹興三十二年（1162）奉表南渡，至開禧元年至京口上任，正是四十三年。這四十三年中，金國與宋朝戰事不斷，連年不絕。而作者雖一直極力主戰，并為收復故國不畏艱難，戎馬一生，但眼看英雄老去，機會不來，于是心中自有一腔無從說起的悲憤。

　　下三句中的“回首”應接上句，由回憶往昔轉入寫眼前實景。這里值得探討的是，佛貍是北魏的皇帝，距南宋已有七八百年之久，北方的百姓把他當作神來供奉，辛棄疾看到這個情景，不忍回首當年的“烽火揚州路”。辛棄疾是用“佛貍”代指金主完顏亮。四十三年前，完顏亮發兵南侵，曾以揚州作為渡江基地，而且也曾駐扎在佛貍祠所在的瓜步山上，嚴督金兵搶渡長江。以古喻今，佛貍很自然地就成了完顏亮的影子。如今“佛貍祠下，一片神鴉社鼓”與“四十三年，烽火揚州路”形成鮮明的對比，當年淪陷區的人民與異族統治者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烽煙四起，但如今的中原早已風平浪靜，淪陷區的人民已經安于異族的統治，竟至于對異族君主頂禮膜拜，這是痛心的事。不忍回首往事，實際就是不忍目睹眼前的事實。以此正告南宋統治者，收復失土，刻不容緩，如果繼續拖延，民心日去，中原就收不回了。

　　最后作者以廉頗自比，這個典用得很貼切，內蘊非常豐富，一是表白決心，和廉頗當年服事趙國一樣，自己對朝廷忠心耿耿，只要起用，當仁不讓，奮勇爭先，隨時奔赴疆場，抗金殺敵。二是顯示能力，自己雖然年老，但仍然和當年廉頗一樣，老當益壯，勇武不減當年，可以充任北伐主帥；三是抒寫憂慮。廉頗曾為趙國立下赫赫戰功，可為奸人所害，落得離鄉背井，雖愿為國效勞，卻是報國無門，詞人以廉頗自況，憂心自己有可能重蹈覆轍，朝廷棄而不用，用而不信，才能無法施展，壯志不能實現。辛棄疾的憂慮不是空穴來風，果然韓侂胄一伙人不能采納他的意見，對他疑忌不滿，在北伐前夕，以“用人不當”為名免去了他的官職。辛棄疾渴盼為恢復大業出力的愿望又一次落空。

　　在這首詞中用典雖多，然而這些典故卻用得天衣無縫，恰到好處，它們所起的作用，在語言藝術上的能量，不是直接敘述和描寫所就這首詞而論，用典多并小是辛棄疾的缺點，而這首詞正體現了他在語言藝術上的特殊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