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首詞作于公元1188年（宋孝宗淳熙十五年戊申）正月初一這一天，剛好是立春。自然界的節(jié)候推移，觸發(fā)了他滿腔的憂國之情。這一年辛棄疾已四十九歲，屈指一算，他渡江歸宋已經(jīng)整整二十七個年頭了。二十七年來，辛棄疾無時不盼望恢復(fù)大業(yè)成功，可是無情的現(xiàn)實卻使他一次又次地失望了。于是，他在春節(jié)的宴席上揮毫寫下這首小詞，借春天花期沒定準的自然現(xiàn)象，含蓄地表達了自己對國事與人生的憂慮。這也是辛詞善于以比興之體寄托政治感慨的一個特點。

　　這首詞的開篇通過節(jié)日里眾人熱鬧而自己索然無味的對比描寫，表達了自己與眾不同的感傷情懷。“誰向椒盤簪彩勝？整整韶華，爭上春風鬢”，說的是當時民間春節(jié)風俗。正當美好年華的整整等人，爭著從椒盤中取出春幡，插上兩鬢，春風吹拂著她們頭上的幡勝，十分好看。

　　這里通過描寫節(jié)日里不知憂愁為何物的年輕人們的歡樂，來反襯自己“憂愁風雨”的老年懷抱。接下來兩句：“往日不堪重記省，為花長把新春恨。”筆鋒一轉(zhuǎn)，說明自己并非不喜歡春天，不熱愛生活，而是痛感無憂無慮的生活對于自己早已成為“往日”的遙遠回憶。并且，其不愛春天熱鬧的原因還有更深的意義。

　　在過去的歲月里，作者歲歲苦盼春來花開，可年復(fù)一年，春天雖來了，“花”的開落卻無憑準，這就使人常把新春怨恨，再沒有春天一來就高興的舊態(tài)了。顯然這里一個“恨”字，已不是簡單地恨自然界的春天了。接下來，作者從一個“恨”字出發(fā)，著重寫了自己對“花期”的擔憂和不信任。字里行間，充滿了怨恨之情。這種恨，是愛極盼極所生之恨。

　　“春未來時先借問，晚恨開遲，早又飄零近。今歲花期消息定，只愁風雨無憑準。”作者急切盼望春來，盼望“花”開，還在隆冬就探詢“花期”；但花期總是短暫的，開晚了讓人等得不耐煩，開早了又讓人擔心它很快凋謝；這一年是元日立春，花期似乎可定，從他平時言行讀者不難了解，可是開春之后風風雨雨尚難預(yù)料，誰知這一年的花開能否如人意？

　　作者在這里寫的雖是自然界的變化，實際上是在曲折地表達了對理想中的事物又盼望、又懷疑、又擔憂，最終還是熱切盼望的矛盾復(fù)雜心情。作者之所以會有如此纏綿反復(fù)、堅凝執(zhí)著的心理呢？就是因為他心中有抗金復(fù)國這一項大事業(yè)！所謂“花期”，即是作者時時盼望的南宋朝廷改變偏安政策，決定北伐中原的日期。

　　在正月初一這樣的節(jié)日，人們忙著慶賀這個雙喜的日子。尤其是年輕人，更是天真爛漫，興高采烈，歡呼新春的到來。但是，這樣的節(jié)日場景，對于長期削職閑居，壯志難酬的辛棄疾來說，無疑是別有一番滋味，眼看著這一派歌舞升平的氣象，卻怎么也樂不起來。

　　就在他寫此詞前兩個月，太上皇趙構(gòu)死了，這對于恢復(fù)大業(yè)也許是一個轉(zhuǎn)機。如果宋孝宗此后善作決斷，改變偏安路線，則抗金的“春天”必將到來。可是銳氣已衰的孝宗此時已無心于事業(yè)，趙構(gòu)剛死，他就下令皇太子趙惇“參決國事”，準備效法他老子傳位于太子，自己當太上皇享清福了。

　　由此看來，“花期”仍無定準，“風雨”也難預(yù)料。上饒離臨安不遠，作者想必已聽到這一消息。而他在詞中所感嘆的“花期”無定、“風雨”難料，也是由此而發(fā)。通篇此詞，作者比興結(jié)合，含而不露，十分自然地表達了他政治上的感受和個人遭遇的愁苦復(fù)雜的心情。

　　當時，辛棄疾被劾離官閑居已五年余。是年奏邸忽騰報辛因病掛冠，此遲到的風雨具見京城大老們的荒唐和對稼軒的忌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