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首棄婦申訴怨憤的詩。《毛詩序》說：“《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于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朱熹《詩集傳》說：“莊姜不見答于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言日月之照臨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處，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都說此詩作于衛莊姜被莊公遺棄后，以此詩作者為衛莊姜，所指責的男子為衛莊公。而魯詩則認為是衛宣公夫人宣姜為讓自己的兒子壽繼位而欲殺太子伋，壽為救伋，亦死，后人傷之，為作此詩。今人一般認為這是棄婦怨丈夫變心的詩。

　　詩的第一章把讀者帶入這樣的境界：在太陽或月亮的光輝照耀下，一位婦人在她的屋旁呼日月而申訴：日月能如常地照耀大地，為何我的丈夫不能如以往一樣顧念我！以后各章的第一句“日居月諸”作為起興，還有一種陪襯的作用。日月出自東方、照臨大地，是有定所，而結為夫婦的“之人”竟心志回惑，“胡能有定”。作者之所以反覆吟詠日月，正是為了陪襯其反覆強調的“胡能有定”的。

　　第二第三章承第一章的反覆詠嘆，真是“一訴不已，乃再訴之，再訴不已，更三訴之”（方玉潤《詩經原始》）。第四章沉痛已極，無可奈何，只有自呼父母而嘆其生之不辰了，前面感情的回旋，到此突然一縱，扣人心弦，“埋怨父母極無理，卻有至情”（牛運震《詩志》）。

　　詩中沒有具體去描寫棄婦的內心痛苦，而是著重于棄婦的心理刻畫。女主人公的內心世界是很復雜的，有種被遺棄后的幽憤，指責丈夫無定止。同時她又很懷念她的丈夫，仍希望丈夫能回心轉意，能夠“顧”（想念）她，“報”（答理）她。理智上，她清醒地認識到丈夫“德音無良”；但情感上，她仍希望丈夫“畜我”以“卒”。朱熹《詩集傳》說：“見棄如此，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此詩之所為厚也。”這種見棄與有望之間的矛盾，又恰恰是棄婦真實感情的流露。因此，《日月》能強烈震撼讀者的心靈。延伸解析古代學者以為這是首棄婦聲訴幽怨的憤詩，且很多人認定是“衛莊姜”（衛莊公夫人）感喟“州吁之難”（衛莊公庶子“公子州吁”弒殺莊姜養子、衛桓公“姬完”的宮廷政變）的窮困詩。這種觀點看似成立的理由是比較充分的，日月比喻國君與夫人，未亡人莊姜目睹宮廷劇變（衛公子州吁首開弒殺犯上之風，挑釁姬周宗法制度，被時人認為大逆不道），所以作詩追念先君亡夫，痛惜枉死的嗣君養子，哀嘆自己的不良遭際但是仔細研究詩中細節，棄婦之說則疑竇頗多。尤其是抱怨父母一節，既不合于周人禮法（強調“孝悌”），也語意突兀：常人以給父母養老送終為俗，怎可顛倒要求父母終養自己？實際上結合周初歷史和邶人的淵源，綜合看待《國風.邶風》的低悶、憂郁風格，將這首詩同樣視為殷遺懷舊的歌謠可能才更靠譜。熟悉中國上古史的研究者都知道：周朝推翻商朝后，最初的政策對亡國民眾比較友好，武王君臣采取了各種措施極力安撫；后來因殷頑叛亂、周公旦才在鎮壓平叛后對其施以重大懲罰。如果擴大思路，將周人、商人這段恩怨變化的背景套入到《邶風.日月》篇中，則很多細節就更容易對號入座、解釋通暢。日月起興，是因為天道有恒，襯托人世容易變幻，暗喻商族亡國亡族（沒有滅族，大貴族微子、萁子和其他小貴族保留了商族血脈，但紂王和武庚祿父這條主根化為浮云了）的滄海桑田悲劇。兩廂難處，是當年周、商兩族復雜關系的真實寫照。處境飄搖窘困，是因為大叛亂后懲罰加身。作為曾經顯赫、現在弱勢的“殷頑”，自然會抱怨周朝，很容易將所有災難都委過周室而不愿意深刻自省。所以詩中屢屢出現“逝不古處”、“寧不我顧”……、“德音無良”的抱怨，希冀處境得到改善，如此才“俾也可忘”。抱怨父母其實完全是比喻。猶如說：我們商人的祖先是天下共主，輪到我們這代人卻不僅失去霸權，還因兩次戰敗（前為武王克商的“牧野之戰”，后為周公東征的二次征服），宗族親人被離析打散、族群主體被監視居住。“胡能有定？報我不述。”也可以順理成章解釋。中國上古傳統，滅人國而不絕其祀，夏、商、周三代均遵循這條重要國際規則。傳說夏后（夏朝君主的稱號）冊封上古著名氏族為諸侯（實際上是認可）；湯王滅桀，也專門冊封禹王的后人，承認各地氏族部落首領的諸侯地位（夏商封建都不是嚴格意義的封建制度，所謂封國其實是氏族部落或更大型的聯盟而非地域國家，周朝的封建制才是真正意義的疊層封建聯盟體制，周朝封國很多都是打破了血緣關系的地域型國家）；武王遵守傳統，冊封周人認定的上迄黃帝、炎帝、下止夏禹、商湯的后裔為諸侯。只是由于武庚組織叛亂，周公才粉碎了武庚的政權，重新安排處置“殷頑民”。詩中的“報我不述”應該是指武庚政權被粉碎的事情，作者認為周朝這樣處置不合古禮和慣例。對這首詩的新解屬于個人的一家之說，可以存疑，也歡迎有興趣的朋友深度研究和發掘，權當是對繼承發揚我國古老的國學文化略效綿薄之力。如果新說被證明成立，那么《邶風.日月》的創作時間就不是春秋，而是遠為久遠的周初。這首詩文辭古樸、風格與《邶風.柏舟》雷同也就相當自然，前面仔細分析過“柏舟”、可以更肯定的說和周初的大叛亂關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