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詩的開篇四句，便直接了當地表現戰事，渲染了全國各地被緊張、恐慌的氣氛所籠罩著，人們都在驚懼不安。“羽檄”，指上插羽毛的征調軍隊的文書，表示緊急；“虎符”，是朝廷調兵遣將的憑據，以銅刻作虎形，劈為兩半，調兵時需二者驗合。說“羽檄”像夜空里的流星一樣快速地飛來，可見急上加急；說“虎符”在各州各郡一個個地合著。更見征調之多、頻繁不已，邊疆告急，形勢緊張的情況則不言而喻了。繼之“喧呼”一句，緊承前兩句詩意，寫出催迫應邊之狀。是誰在“喧呼”呢？詩中并沒交代，但不難體會，這里既有傳檄人的呼聲，也有調兵長官的命令、嘈嘈嚷嚷，一片慌亂，以至連林中的鳥雀在深夜中為之驚動都鳴叫不已，則人之被驚擾不寧可以想見了。這幾句詩，盡管沒有描寫刀光劍影相互拼殺的戰斗場面，沒有具體敘述官吏隨便抓兵拉夫的情景，但卻把緊張慌亂形勢下，人們的驚恐之狀和難以承受的心理負擔和盤托出，起勢有力，文辭奇挺，扣人心弦。

　　接著，猶如影、視鏡頭轉換一般，“白日”以下四句詩，又展示了一幅升平安寧的畫圖。“白日”象征皇帝，“紫微”比喻朝廷；“三公”指太尉、司徒、司空，為朝臣中官位最高的，故合稱“三公”。他們掌握著國家的命運，按道理說應該把天下治理得清明太平，借用老子的話就是“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即天下統一、四方安定。這里在頌揚以往承平的景象之中，暗暗譴責了當權者，通過前后鮮明的對照，對于征南詔的發動者策劃者給予了諷刺，詩人和廣大人民反對不義之戰的思想自然地滲透其中，意蘊深刻、耐人尋味。

　　“借問此為何？答言楚征兵”。這兩句是對以上詩意的具體說明，意思是：國家原來很安定。現在為什么陷入一片驚慌混亂之中呢？這完全是因為南侵而大肆征兵造成的。古時以“楚”泛指南方，“楚征兵”，即征討南方的軍隊。這里運用問答的形式，不僅在句式上顯得靈活變化，而且在前后意思的構架上也起到了勾聯紐結的作用，可謂匠心獨運。“渡瀘及五月”，這個“瀘”指金沙江，古時稱“瀘水”，相傳江邊多瘴氣，以三、四月間最為厲害，五月以后稍好些，諸葛亮的《出師表》有“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之句。“將赴云南征”，這不僅是詩人的敘述，也表達了士兵的心情，他們聽說要渡過瀘水，去遙遠的云南打仗，心頭緊縮，都感到有去無回，很少有生還的希望。寫到這里，詩人對統治者這樣的窮兵黷武，而不顧惜人民的生命，感到異常憤概，充滿不平之氣，于是議論道：“怯卒非戰士，炎方難遠行”，意思是說，他們都是被抓來的百姓，沒有經過陣勢，是難以上戰場的，更何況去邊陲之地的云南呢？把李唐王朝驅民于死地的罪惡深刻地揭露出來了。

　　從“長號”到“心摧”四句，具體地描寫了出征戰士被迫離家時的悲慘情景。被抓去充軍的人們，臨行前和他們的父母、親人告別，這是生的分離，也是死的作別，彼此號大哭，哭得日月無光，天昏地暗，直到哭盡了淚水，流出了血水，心肝摧斷，兩無聲息。詩中連用“長號”、“慘”、“泣盡”、“心摧”，充滿感情色彩，從聽覺視覺上造成強烈效果，給讀者以深刻的印象，展現了這種生離死別慘絕人寰的悲劇。

　　“困獸”四句，又是議論，以“困獸”、“窮魚”喻沒有戰斗力的“怯卒”、以“猛虎”、“奔鯨”喻兇悍強大的敵人。在這樣敵我力量懸殊的情勢下，進行著擴邊的戰爭，其結果是注定要失敗的，眾多的應征士卒，也只能白白地送死，“千去不一回，投軀豈全生”，葬身于沙場之上，成為統治者進行不義之戰的犧牲品。這幾句通過形象的比喻，適當的夸飾，對當權者的罪行給予了批判和控訴，也體現出詩人對廣大人民的深切同情，閃爍著人道主義思想的光輝。

　　詩的結末兩句，內容上又發展到一個深的層次，進一步地揭示了詩的主旨，表達了個人美好的理想和愿望。“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干”是盾牌，“戚”是大斧，以這兩種兵器用在誤樂上，表示行德政而不用征伐。“有苗”，古代部族名，傳說舜時有苗叛亂，大禹建議用武力去征服他們，舜不同意，于是修明德政，三年以后，他舉行了一次操舞盾牌、大斧的演習，有苗氏便歸服了。詩人引用這個典故，正是暗譏“當國之臣不能敷文德以來遠人”(蕭士赟《分類補注李太白集》)，動輒訴諸于武力，更加明確地表達了偃武修文、實現清明政治的美好愿望。顯然這里的意思與“白日”以下四句的內容，是完全一致，相互呼應的。在結構上如此巧妙的安排，前后勾聯、渾然一體，亦可見詩人藝術構思上的獨到之處。

　　李白詩歌向以浪漫主義著稱于世，這首詩在運用傳說、夸張及想象方面，雖也體現出來了這些特點，但基本上是以寫實為主的。敘的是實事，寫的是實景，抒的是實情，并運用對比、問答手法，將描寫、議論、抒情等巧妙地融合起來，達到了精湛的程度，這一點可以說是他的詩歌現實主義精神的體現。